第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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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叫郭富贤，年年初，92岁的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弥留之际，他把母亲和我叫到身旁，艰难地交代了两件事：“我活不到岁了，一定要帮我把党费交到岁！党是我的母亲，我对党的贡献不够，党岁生日时，一定替我把留下的钱交给党组织！”
看着他虚弱地把这一字一句说完，并安心地离去，我泪如雨下。
父亲走后，母亲伤痛欲绝，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赶紧把父亲此后的10年党费一次性交上。这两年来，她身体也不太好，但她一直在等，等着完成父亲的第二个遗愿。
今年5月，母亲突然变得很焦躁，吃不下也睡不着，她说马上就要七一了，很担心自己扛不到那一天了，让我赶紧把父亲留下的10万元钱取出来，交上去。
28日，我陪着92岁的她前往父亲生前的单位——浙江省第四监狱。坐在轮椅上的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黑色皮包，里面是10万元现金。当她把这些钱作为特殊党费交到党组织手里后，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年1月29日，父亲离世第22天，郭蕊振替父亲一次性递交10年党费。
郭蕊振供图郭蕊振说：10万元对一直勤俭的父母而言是个天文数字，但父亲讲过，拿了共产党一辈子的钱，10万元用来交党费是不多的。
浙江省第四监狱供图这些天，我看母亲吃的多了，睡的也好了，心里宽慰了很多。回想她和父亲传奇又平凡的一生，的确有太多故事值得记录并讲给我的儿孙听。
每一笔党费都是一份厚重的情谊，一份初心的担当。
胡冰摄父亲年出生在山西省平顺县一个穷山村里，家里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父亲3岁时，爷爷就去世了，这让原本就穷困潦倒的家更是雪上加霜。为了活下去，奶奶只能带着他出去讨饭。
奶奶体弱多病，照顾他有些力不从心,父亲刚刚7岁，就被寄送到几个哥哥家轮流生活。等于是没娘在身边的孩子。为了有口饭吃，他大冬天也要上山砍柴、放羊，经常冷得发抖，冻得全身发紫。一次，他被冻僵了，是大伯母用一碗羊油面汤让他重新暖了过来。
正因如此，父亲始终觉得，人世间最美味的东西就是羊油面汤。可能是当时饿怕了，穷怕了，他们那一辈人对粮食的情感，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就在这种苦日子似乎熬不到头时，八路军来了。我的几个伯伯都先后加入了“担架队”，当起了“交通员”，四伯更是很早就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的老家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年，也许是受到了伯伯们的影响，年仅13岁的他就参加了民兵队，参加抗日。
父亲个子小，不容易被敌人察觉，组织上就让他负责送信。就像电影《鸡毛信》里一样，父亲经常接到任务后要翻山越岭去送信。有时路很远，风吹雨打，还没东西吃，他从不叫苦。有时被敌人发现了，一路打枪追着他跑，他也不害怕。
唯一让他心有余悸的是，在一个冬夜里，一不小心从山崖上跌落，昏了过去。天亮后他才醒来，幸好跌落的地方是个土堆，只受了轻伤，一瘸一拐地还是把信送到了。就是这样，他一点点把自己的胆子练大了。
图为电影《鸡毛信》海报。
那个年代，像父亲这样的孩子很多。虽然他们都没读过书，但是道理还是懂的，只有跟着共产党，穷人才能有盼头。与其窝在窑洞里永远被欺负，活活饿死，不如去前线抗日，保家卫国！可是，许多孩子自从走出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有个舅舅叫范新法，年，14岁的他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他先是去集训了3个月，突然有一天，整个团的人都没消息了。我外公很着急，到处托人打听、寻找，终于在山里的一个八路军驻地找到了他。
可是，舅舅死活不肯跟外公回家，几个月不见，舅舅长高了，也长胖了，腰里还别着一把手枪，很精神。他说：“爸，我一定要去打日本鬼子，这样咱们才有希望。”外公根本没想到儿子到了部队以后，竟然变得如此成熟和刚强，就同意了。
图为山西新军老照片。
舅舅刚刚参加抗敌决死队时，正值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期间。起初，“山西王”阎锡山还象征性地给了山西新军一些装备，还组织人在村里敲锣打鼓地慰问新军家属。
谁知，年2月，风云突变，国民党突然开始四处抓捕这些抗日军军属。我的外公就这样被抓去后杀害了……
听母亲说，外公被杀后，外婆悲痛欲绝，坐在家门口撕心裂肺地哭喊：“我儿子在前线抗日，你们为什么把孩子爸爸杀了？把我也杀了吧……”
邻居们赶紧把她藏起来，让她不要喊了。一名地下党员特地来看她，对她说：“他们杀了你家一个人，又不是杀了你全家。只要我们还有人活着，就要抗争到底。你儿子还在前线打仗，你要坚持下去，往前一步就是胜利。”
然而，外公走了，仅靠外婆一个人根本养活不了母亲和她的弟弟妹妹们，于是，按照之前订的娃娃亲，母亲被送到父亲家里生活，成了真正的“童养媳妇”。
母亲比父亲小3岁，两家人相隔30几里地。母亲到了父亲家以后，只要有点吃的，就攒起来，然后送回去给外婆和弟弟妹妹吃。我那14岁离家的舅舅，竟再也没有回来。
舅舅离家6年后才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那封插着三根鸡毛的信里写道：“一直以来我不敢给家人写信。现了解到咱家乡平顺县确确实实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我才能大胆给家人写这封信。我现在八路军师某连任指导员。因战斗频繁，经常是三天挪一个地方，只能我给你们去信。我已下定决心，抗日不顾家，顾家不抗日，不打败日本鬼子，我决不回家。我家贫寒，兄弟姐妹多，希望当地政府照顾好我的家人。”
在收到那封信后的秋天，家里就接到了县委的通知，舅舅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他永远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因为他参加共产党的部队，早已被害……
父亲在得知外公遇害后，怒不可遏，经常跟母亲说：“我一定要报仇”！
然而，小小年纪的他，报仇谈何容易？那几年，正是晋察冀边区最为艰苦和惨烈的斗争时期。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者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
图为电影《百团大战》海报。
敌人来“扫荡”了，父亲和战友们就赶紧疏散群众，配合抗日军战斗。敌人暂时消失了，他们就组织村民搞生产自救，支援前线。
母亲当时就在家待着。她很用心地做了一双布鞋，准备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可是，父亲却让她先捐给前方的战士，这让她心疼了好久！因为母亲的手艺好，县委就让她带着村里的其他妇女们一起做鞋支援前线，每人每年做4双。
那段日子是他俩的青葱岁月，一个总是跑前跑后，一个在家织布做鞋。母亲说，那是她年轻时最充实、最开心的日子。她和姐妹们一起干活，一起唱着歌谣。如今，她也依然会偶尔哼起《开荒歌》：
太行山上闹嚷嚷，军队百姓闹嚷嚷，
扛起锄头背起枪，上山去开荒，
山上锄头叮当响，土地变了样，
汗水落在山头上，生活有指望，
东山玉茭长的好，棒子尺把望，
西岭谷穗沉甸甸，米粒赛金黄，
自己流血又流汗，吃着甜又香，
边区军民是一家，团结把日抗……
一针一线拥军情。
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部队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黄崖洞兵工厂缺材料，父亲就到各家各户动员老百姓捐铁捐铜。当时村民们对部队的支援是毫无保留的。许多人家里只留了口铁锅，连门锁、门扣都挖下来捐掉了。
他最开心的就是夜里跟着游击队，到日军驻地周边放冷枪、敲盘子、放鞭炮，搞得日本鬼子根本没法睡觉。
在严峻的斗争中，父亲迅速地成长起来。因为他经常跟着四哥参加一些任务，而且表现出色，于是同村的两名老党员就提议介绍他入党。每次跟我提起入党时的情景，他都两眼冒光，充满了神圣与自豪。
那是在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同村那位介绍人的窑洞里。他们把一面不大的党旗挂在墙上。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父亲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因为是秘密入党，怕被邻居听见，他宣誓时虽然内心无比激动，却刻意压制着嗓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入党誓言在他心中的分量。
图为以郭富贤为原型改编的微电影《追寻》剧照。
16岁的父亲就这样成为了中共平顺县委的一名地下党员。入党后的他做事更加认真，冒着生命危险做了大量地下抗日工作。
父亲右膝下有个4厘米的伤疤，那是在抢收秋粮时留下的。当时，他负责把收集起来支援八路军的粮食藏到山上，以免被日本鬼子扫荡时抢走。在挖山洞时，不小心把锄头挥到了自己膝盖上，顿时鲜血直流，骨头都看到了。他咬着牙抓起一把黄土捂住伤口，又在衣服上撕下一条布绑上，继续挖洞。
然而，很少人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入党的事，除了介绍人和他四哥，就连我妈和他另外几个哥哥都不知道。
父亲的大哥见他每天跑进跑出，还把腿伤得这么重，就骂他：“你最近在干什么？你这个怂样子，就是讨饭都讨不到口热乎饭！”面对家人的埋怨，他也不解释，继续埋头苦干。直到年北平和平解放，县委才公布父亲的工作并告知家人。这么做，是为了家人的安全，却让父亲受了不少委屈。
父亲跟我说过多次，从他对着党旗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党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之所以这么坚定地跟着党走，就是因为“国恨”和“家仇”。
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共产党的队伍为了抗日却可以连命都不要。大家都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事迹，就发生在父亲曾经战斗的地方，他曾几次三番地讲起这段往事中电影没有写到的一段真实经历，父亲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也是一名党员。
图为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剧照
这名党员，也是山西人，他在和一位民兵执行任务时被汉奸和鬼子发现了，他们往山上跑，但是鬼子人多枪多，这名党员的腿被打伤了。民兵想背着他走，他坚决不让，他知道这样谁都走不了，他把自己的手枪交给了民兵，然后叫喊着把鬼子引到另一条山路上，不幸被抓。
狠毒的鬼子用刺刀把这名党员腿上和手上的肉都划开，又在他腰上捅了两刀，把他推下山崖。那位民兵就躲在不远处，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活活折磨，直到牺牲……
每次父亲提起这名党员，总是充满了敬意和感慨：“和他这样的英雄相比，我们都太幸运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私利不能放下？”
年，父亲母亲结婚了。没有仪式，更没有酒席，只是四伯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你俩已经长大了，可以生活在一起了。搬到咱爸给你们留下的那口窑洞好好过日子吧。”
他们就这样静悄悄地组成了最初的家。年3月，我的哥哥郭蕊鑫出生了。那段日子虽然依然过得很艰辛，但是家的温暖让他们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
范淑荣（左一）郭富贤（右一）在窑洞口得合影。
郭蕊振供图没过多久，县委指派父亲去参军。当时邻居劝他：“你家现在啥情况你不知道啊？你走了家里怎么办？”他却说：“党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我走了，组织上会照顾家里的。”
当时母亲也很纠结，上有老下有小，万一父亲一去不回，可怎么办？县委书记为此还专程到家里对她说，要让父亲去当最重要的兵，整个县里只选了6个人去，还让父亲千万不要给县里丢脸。
母亲心里虽然很不舍得，但是感觉事关重大，还是全力支持父亲参军。这一别就是3年，音讯全无。
父亲参军去了，县里真的十分照顾我们家，经常派人前来探望，农忙时还派人帮母亲种地、收割。这让母亲感到十分温暖，于是她一边带孩子，一边继续做布鞋支援部队。
母亲个子高，干活勤快，也曾经有机会入伍，但是考虑到孩子还小，奶奶也需要人照顾，就继续守着那个破窑洞，等着父亲回来。
父亲和5个老乡接到的这个任务很神秘，只是说去当兵，具体干什么却一直没说。可能正是这份神秘，让这些年轻人有些思想负担，他们刚走出村没几天，领队的就不辞而别了。再走了两天，又悄悄离开了一个。
当他们到达集训部队时，只剩下4人。在经过部队严格筛选后，又淘汰了一个。此时，父亲才知道，他要和另外选上的一百多名战友一起渡过黄河，前往中央警卫团，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父亲写的回忆文章。
胡冰摄父亲一直清晰地记得，在他们过黄河时，一艘船只能载十几个人。
那天的河水惊涛骇浪，一个浪把船打入谷底，又一个浪把船抛上浪尖。有个战士吓得惊呼：“这下我们完了，我们完了！”此时的父亲却大声鼓励到：“不要怕！我们是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就像电影里一样，不知何时，领队的同志带领大家唱起了《国际歌》，大家的士气立即就高涨起来。
当时的船夫也是一名党员，他也给大家打气：“大家别怕！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一定把你们送上岸去。”这更加坚定了大家的信心，不再慌张。
一路上，父亲又经过了六次严格筛选，最后到达陕西省米脂县时，才幸运地成为了一名中央警卫团手枪连战士。
我知道父亲见过毛主席，但他一直没有跟我详细讲过。直到年12月，毛主席诞辰周年时，《杭州日报》刊登了他写的《在中央警卫团的日子》，我才知道了详细的经过。
当时，党中央转移到陕北米脂县一个叫杨家峁的村庄。父亲他们一边做好保卫工作，一边突击打防空洞，交替进行。
年11月的一天，他正在执勤，大约上午十点，毛主席走出他住的窑洞，到院子里散步。父亲一看是毛主席，就立即站立不动。主席向他看了一眼，缓缓地走了过去，问他：“娃娃，你冷不冷？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家里情况如何？”父亲一一作了回答。
主席又对他说：“干革命就要勇敢不怕苦。革命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你要努力工作。”这句话让他全身暖烘烘的，也成为了他一辈子工作的动力。
这段经历是父亲这辈子最自豪的事，但却是最少提及的。他总担心别人会觉得他拿这事炫耀，捞资本，更不允许我们跟别人提及。就连他们单位的好多同事，也是看到这篇文章，才知道他记忆深处有着这段独特的往事。
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很少看到父亲这般幸福的笑容，父亲总说，如果别人不幸，他也没有欢笑的资格。但是现在大家生活都好起来了，今非昔比了。图为郭富贤陪玄孙看书。
郭蕊振供图在这段经历里，因为我小时候的一次受伤，父亲还跟我提起过一小段插曲。
我11岁时，和别的孩子一样，开始对骑自行车很感兴趣，于是，偷偷把父亲那辆28寸的永久牌推出去玩。当时我的个子还没有车龙头高，学着小伙伴的样子，把右脚从三脚架斜插过去，费劲地踩着踏板。结果，还是摔倒了，左手腕骨折，住院动了手术。
麻药刚过时，缝了10多针的手腕疼得厉害，我哭了。父亲来到病房里，没有一丝责备，而和蔼地鼓励我要勇敢，并给我讲故事分散注意力。
我听了几个故事后，突然对他说：“能不能给我买把玩具枪？”就这样，他给我买了此生唯一一个玩具，一把可以打塑料子弹的玩具手枪。我开心极了，完全忘记了手腕的疼痛。父亲把枪交给我时给我讲了一个他和枪的故事。
当时他所在的中央警卫团手枪连居然没有一支好枪，有的手枪甚至都打不响，子弹也不足。
有一次，陈赓从手枪连高连长那里得知这个情况后，忧心忡忡，就答应给手枪连支美式卡宾枪。
毛主席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高连长，“你要枪，不能从他们手里要，那是人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要枪向敌人要。人家天天打仗，好武器有用场，咱们这里又打不了大仗。你敢要一支，我撤了你！”就这样，手枪连配备支高级卡宾枪的事就泡汤了。
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之所以跟我说这事，就是想在我心里播下颗种子：“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做事要有大局观，决不能有特权思想！”儿时的我根本没有领会到这些，但他让我要爱惜身体的话语，至今难以忘怀，他说：“我们的身体和这玩具枪一样，弄弄坏很容易，要修好很难，要懂得珍惜！”
年轻的父亲，胸前已有了两枚军功章。
郭蕊振供图年底，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准备迁至北平办公，但当时北平的敌特情况非常复杂，这对即将诞辰的新生政权是极大隐患。为了确保党中央机关安全，周恩来总理指派李克农将军组建“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政治）保卫队”。
这支队伍的成员从中央警备团、华北军政大学和中央社会部严格挑选，必须是25周岁以下的贫农出生，要具备5年以上党龄及3年以上军龄，忠诚可靠、敢于为新中国事业牺牲自我。
父亲当时已有7年党龄和3年军龄，而且长期从事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工作，被顺利选中。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暗中保护党中央领导进驻北平城后的安全。
年3月，父亲随着这支组建培训不到三个月的特殊部队（便衣队）提前从西柏坡旁的西黄泥村出发，向北平进发。他最开心的是终于用上了好枪。
便衣队人手一把刚缴获的美国左轮手枪。这种手枪，由于是转轮式，对于哑弹的处理十分简便，以暗杀、绑架等恐怖手段破坏革命的国民党特务多数使用这种手枪。大家领到枪时都很兴奋。
在此后的20多天里，便衣队夜以继日地工作，查清潜伏特务，控制重点对象，在党中央领导进城的公路沿线布下了天罗地网。
3月25日，那是父亲最紧张的一天。这天将在北京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这是毛主席进驻北平举行的第一次阅兵。
当天早晨5点前，他和战友们都到达了预先分派的警卫区域。6点左右，从西直门方向开来一列火车，在清华园车站停下了。毛主席等领导人先后走下火车，这时太阳已经升起。当天下午，毛主席前往西苑机场阅兵，当晚住进了香山。这一天他们的神经时刻都是紧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密切洞察着周边的状况。
图为电影《羊城暗哨》的剧照。
党中央顺利进驻北平后，在李克农和中央社会部的统一领导部署下,便衣保卫队开展了一系列的肃特反霸斗争，先后破获了9个国民党特务潜伏组织，其中包括号称“万能特务”的国民党北平电台台长计兆祥。
同时，还通过开展“限期自首”等行动，使得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等高级官员和一大批敌特分子相继自首。国民党在北平“应变潜伏”的破坏计划遭到了致命打击。
那段日子里，在西直门到香山沿线上，父亲和队友们时常扮成商贩、学徒、杂役、修车工、三轮车夫等等，在中央首长经常出入的路线和场所，担负着秘密警卫任务。
在化妆警卫中，他们必须要做到职业化，干什么像什么，不许暴露身份，要吃苦耐劳，忍受委屈，单独作战；要有牺牲精神，必要时要有挡子弹的勇气。
虽然父亲对于各种角色的技能都学得有模有样，但还是出了纰漏。在一次化妆警卫中，他扮演成一个商贩。有个大妈到他这买了点东西，临走时对他说：“小伙子，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辛苦了。”这让父亲十分沮丧。于是，在此后的化妆警卫中，他干脆装扮成哑巴，不说话。
多年来，父亲时常说起，年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令人兴奋的。他这一生最紧张、最难忘的就是那一年在便衣队的日子。每天都有不同的新任务。每个队员都枪不离身，有时连睡觉都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开国大典举行前不久，他被派往由便衣队直接管理的北平八大处派出所担任所长，全力消除辖区内的不安定隐患，确保开国大典平安如期举行。
由于当时所里的许多警察是国民党时期的留用警察，都是经过审查，无血债、表现好，业务能力强的。他到所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团结他们，靠着身先士卒、日夜苦干，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年10月1日下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正在街头执勤的父亲和战友们激动万分。
父亲说他当时眼含热泪，有的战友甚至嚎啕大哭。他们向着天安门的方向，国旗的方向疯狂欢呼。我知道，他的泪水里有对牺牲战友的怀念，有对远方家人的思念，更有对新中国未来的祝福，是滚烫的，炽热的。
父亲母亲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从年轻时起，父亲的心愿就是母亲的心愿。
郭蕊振供图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年1月，由于父亲工作细致严谨，他被派往越南驻中国代表团（大使馆）担任中方行政和保卫工作负责人。
此时，距离他离开家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在经组织同意后，他给家人写了第一封信，让母亲带着哥哥到北京团聚。
年的秋天，母亲收到这封信时，喜极而泣。三年来，她一直期盼着有父亲的消息，但又害怕“消息”。她总是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证明丈夫还没有死，还活着！
随后，母亲带着已经3岁大的哥哥去北京。他们从老家平顺县一路坐驴车到了邯郸，再坐火车到北京。
刚到北京时，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真的被惊呆了，在母亲眼里，北京实在是太大了。她一路打听一路走，好不容易才找到父亲的工作单位。
母亲依然记得，那里由3个四合院连成。朱漆大门，石刻照壁，青砖灰瓦，进门就是大宅院。终于，她在前院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此时的父亲才25岁，穿着军装，腰上别着一把小手枪，精神抖擞。按照现在的话来说，这小伙子帅呆啦！
多年不见，母亲当时有好多话想跟他说，可是他把娘俩安排到边上一个小房间住下后，就又去忙工作了。他总是风风火火，没有空闲的时间，有时大半夜都没回去。而且，他还叮嘱母亲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安全。
图为郭富贤一家三口合影。
郭蕊振供图母亲和哥哥就在那个小房间里住了一个多月，实在是不方便，就回老家去了。直到两年后，父亲分到了一间北京市政府专门为在京工作军人、干部建造的平房，才回老家把他们接去北京住。这时，他们才算是真的有了个家了。
不过，这个家也就安稳了一年多。年4月，浙江省公安厅要紧急选调一批有警卫经验的干部去杭州工作，父亲得知后就立马报名了。母亲又陷入了纠结，好不容易在北京有了自己房子，刚刚安稳下来……还没等她开口，父亲就如往常一样教育她：“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共产党员要时刻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无论什么工作、什么职务，只要革命需要，都必须实实在在地去做好，不能半点掺假。”从那以后，父亲到哪儿家就安在哪儿。
刚到杭州时，一起从北京来的战友杨永斌听说要安排自己去劳改局管教罪犯，一时想不通。因为他在北京时是给大领导当警卫员的，这么大的角色转变让他一时很难接受，就想着回北京去工作。父亲就请他到家里吃饭，耐心开导他：“咱们虽然文化水平比较差，但是对党忠诚，组织上放心。党信任我们，我们一定要干好。”杨叔叔听了很受感动，他说：“我答应你，一起干，不走了！”
图为杨永斌（左一）和郭富贤（中）及另一战友在杭州西湖边合影。
郭蕊振供图从此以后，杨叔叔就和我爸相互鼓励，共同前行，成了一辈子的铁杆兄弟。杨叔叔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兢兢业业，扎根监狱系统，于年在浙江省第二监狱离休。
此后的5年间，父亲先是调到劳改局建筑总队，后来又调到外地，这个家又搬来搬去好几回，直到他调回当时位于杭州武林路1号的杭州武林铁工厂（浙江省第四监狱的前身）时，这个家才真正地安定了下来，也迎来了我的出生。
父亲在浙江省第四监狱工作到离休，将近30年。他亲历了新中国监狱系统的发展历程。期间，他当过车间主任、社区居委会干部，还在保卫科、行政科工作过，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一路既往的平凡，从未向组织索取功名利禄。
父亲常对我说：“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到哪里都要珍惜岗位，要对人民负责。”
无论在哪个岗位，哪怕是在组织罪犯劳动时，他都喜欢摆事实、讲道理，很少用“权力”压人，总想让人心服口服。
父亲的退休证。
郭蕊振供图父亲之所以这么做，跟他的几个哥哥有关。当年他轮流在几个哥哥家里生活，大哥总爱“倚老卖老”，用骂声让他听话。唯独已经是地下党员的四哥跟他讲道理，让他心服口服。因此，他一直认为，“摆事实，讲道理”应该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即使是在十年浩劫期间，他也依然如此，结果吃了不少苦头。他干过杂工，也进过“学习班”，甚至被下放到最苦最累的一线干活。造反派对他很头疼，打算找茬批斗他，但是他们翻遍了父亲的档案，却找不到半点瑕疵，才没得逞。
改革开放后，恢复了监狱建制，父亲身上的军装变成了警服，不变的是他对党的忠诚。哪个岗位有需要，他就去哪里。有一段时间，单位里在搞绿化，前后种了好多树苗，但总是种不活，让大家很苦恼。
父亲主动转岗搞绿化。他拿出当初“送鸡毛信”“扮哑巴”的劲道，一头扎到树苗里。他自己买了糕点跑到杭州园林局拜师学艺，终于把适合杭州种植的树种、时节和注意事项全部搞得明明白白，然后跑到宁波奉化的苗圃买来了各种苗木，带着同事在单位周边种上。在他的精心打理下，树苗们茁壮成长，如今都已是参天大树。每次从那些大树身边走过，突然觉得父亲就像其中一棵，平凡得让人忘记了他的高大。
父亲种的树。
郭蕊振供图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育人”，父亲对于我们兄弟俩以及我们的孩子，都管教很严，教育最多的就是“勤俭节约”。
小时候，哪怕是掉在桌上的一粒米饭，他也要我们捡起来吃掉。他那种近乎苛刻的节俭，常常让人无法理解。有一次，隔壁家的孩子把一块吃不下的肥肉丢在地上。孩子的爸爸先是批评他浪费，但看到有只鸡过来吃后，就笑着说，给鸡吃也算是没浪费。父亲听到后就批评他，这怎么不是浪费，你应该捡起来洗干净了吃掉。
父亲那种勤俭是刻在骨子里的。他自己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还不许我们抽烟喝酒。这些我都能接受，但是在用水这个事上，我一直跟他意见不合。他连洗个手都是开一下水龙头又急忙关上，在家里这样，在住院病房也这样。
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说了他几句：“杭州水资源比山西丰富，你这么省干嘛？医院的水又不要你交钱。”他只是淡淡地回了我一句：“公家的钱不是钱？”然后继续做着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郭富贤一家四口合影。
郭蕊振供图我和大哥的女儿工作后，总会时不时买几件新衣服给他，可是他都不舍得穿，一直翻来覆去穿那几件褪了色的橄榄绿制服。曾经有个邻居开他玩笑，说他是个“土八路”，他竟笑着说：“对，我就是土八路出身。”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父亲对于儿孙们的要求也从“勤俭”转向了“廉洁”。
除了平时经常教育提醒我们，他还常常结合生活中的小事让我们“加深印象”。
有一回，已经工作的孙女感冒了，医保卡没带，就让爷爷把医保卡借她去配点药。父亲却严词拒绝了，他说：“我的医保卡国家规定只有我能使用，你有自己的，不能乱用。我给你钱，你配药去。”
父亲对家人十分“苛刻”，但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却总是大方。对于他的战友，只要听说别人家里困难，他就想办法把家里的东西往别人家里送，搞得母亲反而要到处去借钱、借票养活我们。
在父亲身患胃癌住院期间，医院病房紧张，立即放弃自己离休干部可以享有的单间权利，将家人陪护的病床让给其他患者。
家人合影。
郭蕊振供图让家人见外，让外人暖心的事，父亲常干，但反而没有影响他在我们心中的崇高形象。每年的国庆节是他最开心的节日，尤其有阅兵式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他的身边，一起看直播一起倾听他的感慨：“新中国的建立和今天的强大，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想想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你们不仅要做好工作，还要做到清正廉洁，内心深处要有对党的感恩之心，做红色基因人。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如果有谁不廉洁，就不许进这个家门。”
父亲用一生来践行他当初“轻声的”誓言，深藏功勋守初心，离休时仅仅是一名副科级调研员。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到头来才这个级别，委不委屈？他笑着说：“咱们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谁给的？想想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我们已经很幸福了。离休后国家还直接给我们这些抗战老兵享受处级待遇，我真的感到承受不起啊！”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红色基因一直在家里传承。我家祖孙三代总共10人，7名共产党员，7名警察。我受他的影响，也当了一辈子的监狱警察，我的女儿女婿都是监狱警察。
父亲没给我门留下什么东西，最珍贵的就是那一枚枚金色的勋章。这些勋章就是我们的传家宝，也是我们无声的承诺，将会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郭富贤的手印被成都建川博物馆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收藏于组纪念墙。
郭蕊振供图后记：
认识郭富贤爷爷纯属偶然，上个月底，我应邀担任“浙江省属监狱系统微型党课大赛”的初赛评委，从30多位选手的宣讲中，我看到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狱警故事，其中，郭爷爷的“百年遗愿”让我深深感动。
更让我感动的是，第一次拜访范淑荣奶奶时，因为错过了午饭时间，临走时她还特意给我准备了一包蛋卷、两个橙子和一瓶饮料。她和蔼地对我说：“小胡，你们年轻人现在工作很辛苦，千万不能太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图为郭蕊振（左一）与作者合影。
像郭爷爷一样的抗战老兵，像范奶奶这样的军属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为了梦想燃尽一生，正在逐渐凋谢。他们这一代人的伟大无需你我多言，而且会随着时光的沉淀，越发弥足珍贵。
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无法亲历他们走过的路，但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清晰的看到的了信仰的力量和执着的伟大！这份力量和执着必将给我们更大的勇气，挑战属于我们需要攻克的困难。他们就像《夕阳下的歌》里唱的那样：沿着岁月的车辙，悄然将青春走过。回首来路一片萧瑟，梦的泉水是否已干涸？在夕阳下写一首歌，晚风陪着我轻轻和。多少炙热已经冷漠，不悔改是我顽固的执着！
那天，替父亲交好这笔特殊的党费后，郭蕊振和母亲范淑荣在浙江省第四监狱的国旗下合影。
浙江省第四监狱供图人物名片
无论在人生的顺境亦或逆境，入党宣誓的一瞬是父亲心中最闪亮的徽章。
郭蕊振供图郭富贤，男，年4月，年仅16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成长。年入伍，任中央警卫团战士、中央社会部政保队排长，转业后先后工作于北京八大处派出所、南辛派出所、越南驻华大使馆、公安部八局、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年12月在浙江省第四监狱离休。年1月7日，因病逝世，享年92岁，党龄76年。年12月，浙江省第四监狱根据郭富贤交特殊党费的感人故事拍摄制作了微电影《追寻》。
完
注：文中无特别标注出处的图片均来自网络。
排版：桔梗
编辑：于佳
讷河往事
我生命的创口，长出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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